我大声地喊他的名字。
“你看着我！”
“三十年前，是谁拍着桌子说，要把钱捏在自己手里的？”
“三十年里，是谁受了白眼，借钱给儿子交学费，也没说一个‘悔’字的？”
“又是谁，在银行里，挺着胸膛，说我们没错的？”
“现在，就因为这么一点困难，你就要当缩头乌龟了？”
“我告诉你，周国强，我徐惠珍没嫁给一个孬种！”
我的话，像一记记耳光，扇在他的脸上。
他愣住了。
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我。
眼里的疯狂和绝望，渐渐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震撼，和一丝愧疚。
许久，他才沙哑着开口。
“惠珍……我……”
我没让他说下去。
我走到那堆杂物前，从最底下，拖出了一个最不起眼的木箱子。
这个箱子，是我的嫁妆。
里面放着的，都是我最珍视的东西。
我打开箱子。
里面是几本相册，还有一些信件。
我拿起最上面那本相册，翻开了第一页。
那是一张黑白的全家福。
是我，周国强，还有襁褓中的周涛。
照片的背景，就是我们那家已经消失的工厂的大门。
“国强，你看。”
我把相册递到他面前。
“厂子是没了。”
“但人还在。”
“只要我们能找到当年厂里的人，就一定有办法证明。”
“一个一个地找，一家一家地问。”
“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个能为我们说话的人！”
周国强看着照片，又看着我。
他眼里的光，一点一点地，重新亮了起来。
他伸出手，接过相册，用粗糙的手指，轻轻地摩挲着照片上我们年轻的脸。
“对。”
他深吸一口气，声音不大，却无比坚定。
“人还在。”
“我们去找人。”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
我和周国强就出发了。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原来厂里的办公室主任，姓刘。
我们都叫他刘主任。
当年厂里的大小人事关系，都归他管。
如果说有谁还可能保留着当年的职工档案，那一定是他。
我们没有刘主任的电话。
只记得他家大概住在城西的老家属区。
三十年过去了，城市变化天翻地覆。
我们坐着公交车，凭着模糊的记忆，一路打听。
终于在中午时分，找到了那片已经显得破败不堪的家属楼。
红砖墙上爬满了藤蔓。
楼道里堆着杂物，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
我们找到了记忆中刘主任住的那个门牌号。
三楼，302。
周国强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抬起手，敲了敲那扇斑驳的铁门。
“咚咚咚。”
我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被拉开一条缝。
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探出头来，警惕地看着我们。
“你们找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