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新闻记者 李皓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千年前，李白以浪漫的笔触，勾勒出人们对黄河源头的想象。黄河之源虽不在天上，却真如诗中所咏——高踞云端，远在天际。
人类的足迹何时首抵河源，黄河之源又在何时融入中国人的地理认知？
2025年6月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的署名文章《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文中披露，仝涛一行在我省扎陵湖北岸发现一处37字的秦代摩崖石刻题记。
石刻记录着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的事。
若石刻所载内容属实，是否意味着早在秦始皇时代，人类就已经踏足黄河之源，这会是中国人关于河源的最早记录吗？
为厘清中国人探源黄河的历史脉络，7月14日，西海新闻记者专访了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侯光良教授。
侯教授介绍，早在2020年7月，其团队就在扎陵湖北岸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石棺葬。这表明，距今3500年前，人类的足迹已抵达黄河源区。只是那时，文字尚未诞生，人们记录历史的意识亦未萌发。那段岁月里，黄河源区人类活动的踪迹，终成未被言说的秘密。
翻开中国典籍，几乎每个朝代都留有黄河探源的记载。那么，对黄河源的探寻，为何成为祖先心中挥之不去的执念？
侯教授认为，这份执着首先源于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在哲学领域有着三大核心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正是“我从哪里来”的叩问，让黄河中下游的先民注定要沿河道逆流而上，寻找生命与文明的起点。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这条河与中国人的命运血脉相连。”侯教授说，“当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们，试图探寻自己的来处时，自然会沿河而上，与黄河源相遇。”
其次，黄河探源与古人崇尚科学的精神密不可分。
远古时黄河中下游洪水频发，于是才催生了大禹治水的传说。古人治水时沿黄河上行，一路勘察，对黄河源有了初步的了解。
此外，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也让河源备受重视。
“自元代起，统治者多次在黄河源祭祀河神，以此强化统治的合法性。”侯教授解释道，“这使得黄河被赋予更厚重的文化象征意义。”
黄河之源为何只能在青海
史书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二次出使西域时，便肩负着穷探河源、寻找昆仑山的使命。
《汉书・西域传》如此描述其成果：葱岭以东，南北有山，相距千余里，东西六千里，河出其中。又载：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古人所说的“葱岭”即今天的帕米尔高原。张骞认为，西域之河潜入地下，至积石山涌出，成为黄河，所以黄河的源头在西域。这无疑是历史上对黄河源最大的误判。
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系主任安福元教授说：“青海地形呈西高东低，西部的可可西里高原（地理学称可可西里地块）平均海拔超4500米，东部主体海拔则在3000米至4000米之间，最低处甚至不足3000米，‘水往低处流’的物理规律，注定会让青海多数水流向东奔涌。”
他进一步补充：“藏北高原虽然海拔较高，但地势落差极小，近乎平面，缺乏形成河流的条件，水资源多以湖泊、湿地形式留存，这也是藏北地区‘错’（藏语意为湖）众多的原因，这也使得三江源地区，成为黄河的诞生地。”
除地理因素，气候亦是青海成为黄河之源的关键。
安教授介绍，影响青藏高原的有两大季风——印度洋的印度季风与太平洋的东亚季风，海陆受热差异形成巨大的气压差，这使得青藏高原受热后空气上升，海洋水汽便会填补空缺，形成“泵吸效应”，吸引了大量的水汽。
水汽北上时，受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形阻挡被迫攀升，过程中因温度降低冷凝成降水。许多人误以为青藏高原干旱少雨，实则季风途经处降水十分充沛，只是高原主体的降水多以降雪形式落下，日积月累形成大规模大陆性冰川。这些冰雪，正是黄河源头的重要水源。
因此，黄河之源，只能在青海。
从昆仑的传说到星宿海的微光
黄河之源，藏在青藏高原深远的褶皱里，也藏在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凝视与叩问中。从模糊的传说到精确的坐标，这条奔流的大河，曾让无数探索者为它辗转——他们的足迹，在时光里踩出了一条从朦胧到清晰的寻源之路。
有关黄河之源最早的笔墨，凝结在《尚书・禹贡》的简牍上。
这部不到1200字的先秦典籍，用“河出昆仑”四个字，为黄河源画下第一个模糊的坐标。那时的昆仑，更像一个承载想象的符号。《淮南子》《山海经》循着这个符号继续描摹，却始终未触到黄河源真实的肌理，直到大唐的铁骑踏过高原——
贞观九年（635年），侯君集、李道宗追击吐谷浑至柏海（今扎陵湖），“望积石山，观览河源”——这是史书中呈现的，人类的目光与黄河源的真实面貌第一次聚合。此后近千年，星宿海成了探源者的终点，那片星罗棋布的湖泊，在古人眼中便是黄河源的终极形态。
明朝洪武年间，南京天界寺的宗泐和尚，在西域求经归来的途中，为这黄河探源添了关键一笔。
他在《望河源》的序言里写道：“巴颜喀拉山东北的水流是河源，西南的水则汇入通天河（犛牛河）。”这是历史上人们第一次将黄河源与具体的山脉——巴颜喀拉山牢牢绑定，这次地理勘察的成果，像给迷雾中的探索者点亮了一盏灯。
到了清朝，河源探索迎来了更为密集的叩门声。朝廷一次次派员深入高原，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阿弥达的考察，堪称实现了突破性的一步——他的脚步越过星宿海，抵达西南的阿勒坦河（今约古宗列曲），让黄河源的坐标，又向真实靠近了一步。
坐标错位
与正源之争
然而，黄河探源之路，从来不是只有坦途。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川陆地测量局绘制的地形图上，扎陵湖与鄂陵湖的名字被错误颠倒——“西扎东鄂”成了“东扎西鄂”，这场意外的笔误，再次给亘古的河源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的光芒照亮黄河之源。
1952年，黄河水利委员会60余人的队伍深入黄河源区，首次确认约古宗列曲为黄河正源。
26年后的1978年，一场更盛大的科学接力展开：青海省联合中科院、北大等十余个单位，用3个月时间丈量黄河源。他们不仅拨开了民国误标的迷雾，恢复了“西扎东鄂”的正确称谓，更以长度、流量、流域面积为尺，将卡日曲推到了“正源”的位置。1979年国务院的正式批复，让这个结论成了公认的答案。
可是争议并未就此停歇。
1981年，中科院杨联康研究员提出卡日曲支流拉朗情曲或许更长，但因缺乏关键数据，未能撼动共识。直到近年，卫星遥感技术如一双天眼，遵循“河源唯远”的准则细细比对，最终为这场跨越千年的寻源之旅画上句点——卡日曲，确是黄河最初的脉动。
从《禹贡》里的昆仑传说，到遥感影像上的精确坐标，两千多年的探索，藏着中国人对“根”的执着。正如侯光良先生所说，扎陵湖北岸的“昆仑采药石刻”，见证着祖先们“每向真相迈一步，都浸着不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河源头，不只是地理坐标，更是一个民族用脚步写就的史诗——每一粒丈量过高原的沙，都记得那些照亮未来的理性之光。
来源：西海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