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木板、几把刻刀、简陋的油墨和纸张，就是他们战斗的武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兴木刻运动肇始于上海，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抗战中，新兴木刻被誉为“革命的号角”和“时代的战鼓”，成了堪比枪炮的武器，在战火中催生了一种坚不可摧的中国力量。
2025年8月31日 星期天夜光杯·上海珍档
上海，既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期的中心，也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发源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进步木刻青年以刻刀为枪，以富有震撼力的视觉语言，激发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斗志，铸就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鲁迅主办木刻讲习会
1930年5月从“西湖一八艺社”分化出来的“一八艺社”，成员有胡一川、陈铁耕等青年艺术家，这是我国现代木刻版画的第一个社团。随后，20岁的上海青年周熙（后改名江丰）与陈铁耕、黄山定等人自发组建了“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他们受到鲁迅介绍的外国版画的启发，决定改作木刻。1930年7月，左翼美术家联盟（以下简称“美联”）成立，江丰、胡一川参加“美联”成立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
木刻讲习会旧址（虹口区长春路319号）
鲁迅先生得知这些青年的木刻活动后，立即给予关注和支持。鲁迅考察中外美术运动的现状，认为版画具有可复制性、制作材料简单易得的特点，“当革命之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版画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为了对这些初学者进行木刻艺术和技法的启蒙，1931年8月17日至22日，鲁迅邀请内山书店的创办人内山完造的胞弟——内山嘉吉在虹口（长春路319号）的一所日语学校举办了为期6天的木刻讲习会，这是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第一次关于木刻版画技法的讲习班。
江丰《东北抗日义勇军》（版画，1937年）
江丰、陈铁耕、黄山定、顾鸿干、倪焕之等13名有志于版画创作的进步美术青年参加了木刻讲习会，13名学员中有“一八艺社”成员6人。内山嘉吉回忆，“一连六天，鲁迅先生总是早晨八点以前先来到我这里，邀同我一起前往，”鲁迅亲自担任了翻译，而鲁迅“讲话时间又比我长一些，内容无疑也一定比我要充实一些。他态度沉静，说话真切有力，充满着热情，每句话都一丝不苟地翻译给同学们听。实际上我得到鲁迅先生的教益要更多一些。”鲁迅先生对木刻青年的爱护和鼓励可见一斑。
木刻讲习所场景复原
参加这次学习，在江丰的艺术生涯中至关重要。他深情追忆，通过教师的传授和习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获得了木刻创作的起稿、用刀、刻法、拓印、套版等基础知识。获益尤多的还有，鲁迅先生每天都带来各国版画作品，供学员们观摩，并亲自讲解。鲁迅用收藏的大量浮世绘版画和现代版画作比较，向学员们说明西方近代兴起的“创作木刻”和古代木刻在制作和艺术表现上的不同特点。
胡一川《到前线去》（黑白木刻，1932年）
鲁迅率先在上海开始普及木刻知识和木刻技法，培养了一批青年木刻骨干，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由此发轫。在“木刻讲习会”结束之后，现代木刻研究会、上海木刻研究会、春地画会、野风画会、MK木刻研究会、野穗木刻社等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鲁迅的大力倡导下，青年们创作的新兴木刻作品面向现实，面向革命，面向人民，充满了新鲜的气息。
率先创作抗日题材版画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孤军奋战一个多月，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上海。上海的青年版画家们直面严酷的战争现实，创作了多幅表现抗日内容的木刻版画和连环画。陈烟桥、胡一川等是鲁迅领导的“新兴木刻运动”的第一批积极实践者，陈烟桥目睹了街巷里与日本军队对战的中国军队，创作木刻版画《巷战》（1932年），反映十九路军的抗战事迹。胡一川创作了《到前线去》（1932年），通过黑白鲜明的对比，刻画了挥舞手臂、冲向前线的年轻人。他还创作了最早的套色木刻《闸北风景》——在断壁残垣的街道上，躺倒在地的受伤民众……
胡一川 《闸北风景》（套色木刻，1932年）
由于新兴木刻版画肇始，就以直面社会现实的进步题材出现，因而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围剿”，青年木刻家的处境极为危险。许广平在《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中写道：“这些青年团体名‘一八艺社’，之后，该社更是被注意了，谁是这一社的，在学校就被开除，在社会被视为共产党，好些个人因之牺牲了，甚至凡学木刻都该犯罪似的。”1932年“一八艺社”的一些成员和上海美术学校的学生，在沪南租界成立“春地美术研究会”，开办了数次木刻习作展览会。“不幸得很，因为该会的作品表现着真正的人类的热和爱和对于罪恶者的憎恨的缘故吧，不久便给法捕房封闭，一些会员亦跟着他们的作品投到牢狱里。”1932年江丰因开办“春地画会”，进行革命美术活动，是年夏被捕入狱，1933年7月获释出狱。同年9月，江丰又因参加“全国反帝代表大会”再次被捕，一直到1935年才重获自由。
陈烟桥，《巷战》（黑白木刻，1932年）
青年木刻家们不畏危险，用黑白分明、简约凝重的版画，以利刀劲笔，直面一个民族腥风血雨的灾难。1933年春，为了援助东北义勇军，上海所有木刻工作者在“美联”领导下，冒着危险在上海南京路口的新世界举办了一个《援助东北义勇军木刻展览会》，木刻作品标价一毛钱、两毛钱一幅出售，将卖的钱寄去援助东北义勇军。鲁迅先生参观了这个展览会，还买了不少木刻作品。
抗战爆发后，这些木刻青年奋力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中，木刻运动以民族斗争为工作重心，抗战宣传成为木刻版画的主题。1935年李桦创作了版画《怒吼吧！中国》，将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比作被缚的巨人，巨人的手伸向一把匕首，拼命地挣扎、怒吼着，手上青筋暴起，想要拿起匕首斩断绳索以反抗压迫和欺凌。李桦用木刻圆口刀与阳刻技法，展示出人物紧绷的肌肉和绳索。这一版画既象征民族危亡的困境，又体现人民抗争的决心，极具视觉震撼力和强烈的号召力。
王琦《肉弹勇士》（1939年）
1936年温涛创作的木刻连环画《她的觉醒》以连环故事的形态表现了“一·二八”期间上海军民抗战的情形，由25幅木刻版画组成，在宣纸上拓印后，分别贴于大十六开的枣红色厚纸上，装订成册，首印50本。《她的觉醒》刻绘少女被迫到债主家干活，后又被卖到风月场，上海战事激发了少女内心的觉醒，于是逃出魔窟，参加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救护医疗队，后来在战争前线一次救护伤员时不幸壮烈牺牲。这种写实风格的系列版画，为新兴版画增强了战争叙事的深度。温涛在完成作品之后，立即题赠一册给鲁迅。
新兴版画堪比枪炮武器
江丰在监狱中，有幸得到鲁迅赠送的《珂勒惠支版画集》，出狱后便与郑野夫、沃渣等组建了“铁马版画研究社”。1936年3月，李桦、陈烟桥、野夫等发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7月初首先在广州展出，8月在杭州展出，10月份则由野夫、王新波、江丰、陈烟桥、力群、沃渣等在上海负责展出。在八仙桥青年会展览共七天，观众达十数万人。
在当时的时局下，只要“说起‘木刻’，有时即等于‘革命’或‘反动’，立刻招人疑忌”，鲁迅曾关切地叮嘱这些木刻青年要时刻注意安全。但在10月8日，这次展览的最后一天，鲁迅冒险扶病前往参观。他看到亲自扶植的中国新兴木刻正渐渐成长，兴奋得竟忘了他的疾病，与在场的青年木刻工作者谈论达数小时之久。参加谈话的有陈烟桥、黄新波、曹白、林夫、吴渤等青年，交谈时由沙飞拍下照片数张，然而这位青年导师于11天后停止了战斗的生命，这张照片成为鲁迅生前的最后留影，饱含了鲁迅对木刻青年的关爱之情。
鲁迅与青年木刻者谈论，为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之后，上海木刻工作者为继承鲁迅的遗志，于同年11月成立了上海木刻作者协会。协会会员包括江丰、力群、王天基、白危、沃渣、林夫、陈烟桥、马达、郑野夫等三四十人，并发表宣言：“中国新兴的木刻，在黑暗与污浊中发芽，在污蔑与冷嘲里抽苗，在屠杀与践踏之下壮大……我们有立刻携手的必要……来增加我们的力量，来一同推动中国的木刻运动，来与黑暗和强暴相搏斗。”北平、天津、重庆等地也纷纷成立地区性木刻社团，木刻队伍日益壮大。
陈烟桥，《“一•二八回忆”组画》（黑白木刻，1934年）
在上海，陈烟桥不仅参加游行示威、绘制抗日宣传品，还以“兽行”“死难”“送别”为题，创作了《一·二八回忆》（1934年）系列木刻版画。江丰的《冰雪中的东北抗日义勇军》（1937年），刻绘了冰天雪地中义勇军战士迈着坚毅的步伐走上抗日前线的场景。胡一川刻画了誓死御敌的《八百壮士》（1938年），展示了中国士兵坚守至最后一刻的决心。王琦创作的《肉弹勇士》（1939年）木刻版画，以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为背景，刻绘了中国军人驾驶受损的战斗机英勇撞击日本军舰的壮烈场景。轰隆一声巨响，战斗机撞上了军舰，碎片四溅，烟雾弥漫。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版画家是以艺术家和革命战士的双重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用铁笔生花、以木刻版画镌刻出中华民族的苦难、抗争与梦想。
胡一川《八百壮士》（黑白木刻，1938年）
全面抗战爆发后，温涛、江丰、胡一川、古元、力群等一批受过新兴木刻运动影响的青年木刻家先后来到延安，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战时条件下，他们以刻刀为枪，讴歌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英勇气概，以版画为媒，展示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火热生活，赋予了新兴木刻鲜明的战斗精神和民族风格，被称为“延安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