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本文作者获北大博士学位，与裘锡圭先生合影。
听到业师裘锡圭先生过世的消息，无比震惊与悲痛。三月底我去参加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会议，会前去看望了裘先生。我看他精神还很好，尤其头脑非常清楚，甚至记得每一个学生下一代的名字，并关怀备至，感觉先生还是比较健康的。没想到才隔一个多月，他却离开了我们。
回想1990年夏天，第一次到北京拜见裘先生，匆匆已经过了三十五个年头，往事历历，却只能追忆。那年，我几乎是抱着朝圣的心情来到北大，希望考入裘先生的门下。住进北大勺园后，我先用电话跟裘先生联系，表示了前去拜见的心愿，但裘先生说他要过来。当时裘先生已经是望重士林的学界泰斗，我怎么敢当，但他说：“你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一定找不到。”坚持他过来。现在我每次经过当年住的招待所，都仿佛看到那个巨人的身影，那是我北大生涯的起点。
第一次见面后，我把很不成熟的硕士论文给他，并表达希望从学的意愿。他接过论文看了几天，后来跟我说：“你的路子，跟我是对的。你要报考我当然欢迎，但你得考得上。”我冲着这句话，努力拼搏。在当时台湾并不承认大陆学历的情况下，终于考进了北大，成为裘先生的一个台湾的博士生，也是唯一的一个。当时裘先生特别问我：“你不考虑学历承认的问题吗？”我说我只希望学到真本事，不考虑其他。我对当时破釜沉舟的决心，不曾后悔过。
裘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不假辞色，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时我们各个考核环节需要成绩的时候，他总是问助教多少分及格，然后就给一个比及格多几分的分数。但我们都没有任何怨言，师兄弟的共同认知是：跟裘先生比起来，我们都是不及格的。
1995年，裘先生批改作者的博士论文。
记得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请裘先生看，先生几乎像改小学生作文那样认认真真地改，边改边说，有时甚至是边改边骂。我们知道他是恨铁不成钢，我们也恨自己不成才。每次要改文章，沈培师兄都和我一起去，说他也跟着去学习，但往往是他陪着我一起挨骂。有时候师母会在旁边说：“净听你骂人，就没有一点好的吗？”老师总说：“好的就好了，何必说？”如果要说我们有一点出息，都是在裘先生的严格要求下锻炼出来的，让我们一点都不敢掉以轻心。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都注意到了，但裘先生总能找到不足或不对的地方。文章改出来之后，裘先生总是很无奈地叹一口气说：“也只能这样了。”他是叹了一口气，但对于我们来说是松了一口气。不管多么不成熟，至少他是放行了。
我的博士论文是殷墟甲骨文字表，主要是整理甲骨文字。我记得在答辩前的三个月里，先生除了外出开会之外，每天都跟我一起核查我所列的文字，几乎是逐一过滤。到交稿的前一天晚上，他还跟我说哪里有问题要修改，我奋战了一整夜才处理好，终于得到那个“也只能这样了”的无奈叹息。但我想，再也没有人愿意这么用心地帮我改论文，尽管其间也不免于挨骂，但是想想有几个老师愿意这样用心地骂你！
裘先生为本文作者著作题写书名。
有一次裘先生跟我说：“你也不要整天搞甲骨，也需要休息。”一向严格的裘先生，怎么还会讲这样温馨的话？还来不及感受春风化雨，他接着说：“休息的时候看看金文。”这是怎样的一种夙夜匪懈呀！先生所说的休息，就是拿不同的古文字材料来换换脑筋。他就是这样一个一心惟一念的学者，全身心都投注在古文字上，似乎除了古文字学之外，其他的东西都分不走他的心思。他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一次闲聊时，裘先生说：“做人及格，做学问才有意义。”还说：“学问好，要让人家觉得对他有帮助，而不是让人家难堪。”这些话影响了我一辈子。
1992年，胡厚宣（图中）、裘锡圭（左三）访问史语所。左二石璋如。
我本来应该在1994年夏天毕业，但年初时，史语所希望我回去工作。我跟裘先生商量，他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剩下几个月论文肯定完不成，于是建议我申请延长一年。在那个年代，延期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但我还是申请了。于是，我先进入史语所工作。2016年冬天，北大中文系已经提出希望我回母校任教，当时我正在复旦访学，却没敢跟先生说此事，心想如果他不赞成，就很被动了。访问快结束时，先生问我：“听说北大要你回去？”我说有这件事，但还没有最后决定。他问我待遇怎么样，我跟他如实汇报，他说“那还可以”。熟悉背景的人都知道，这短短四个字，简直一字千金。于是我又从史语所回到了北大。我深切地感受到，尽管他对我们要求严格，但也总是为我们作最周全的考虑。
2022年，本文作者在北大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毕业。
裘先生是古文字学的领跑者，引领这一代的学人前进。我很惭愧跑得慢也跑不好，但很荣幸能够追随在先生门下。相信裘先生的精神能够引导一代又一代的学人继续前进。人生难免代谢，但我相信精神不死。（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李宗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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